给工程师成长营造有利环境
冯永锋 齐芳 
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李怡章 
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，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高峰 
上海宝钢集团能源部部长 邹宽
11月3日，2004年世界工程师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。开幕式上播放了一个短片，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孩子们，发出一个同样的声音：“我要做一名工程师”！但是，在我国，一方面是市场上需要大量合格的工程师，另一方面很多人却对当工程师心存疑虑。生存环境欠佳，一直是困扰中国工程界的一个难题，也是《洛桑报告》（《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》）长期以来认定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居于“中等偏下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那么，该如何改善中国工程师的生存状态？我们请三位嘉宾就此发表看法。
“教授级高工”的尴尬
记者：我们出去采访，经常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，就是某某人被称为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为什么很多工程科技人员不愿意走工程师的路，而更乐意走学问之路？
朱高峰：工程师是要踏实工作在第一线的，相对工作环境比较艰苦，比如地质工程师等，在没有重大成果出现以前，都是很默默无闻的。但其实从事研究也需要坐长时间的冷板凳，而且我认为，动手能力对科研方向的明确和科研成果的取得很有帮助，所以，工程师未必没有“学术能力”和“学术机会”。但现在，由于工程师职称评定制度还不完善，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副教授，从名称和待遇上来讲，本身就是“承认”教授要比工程师出色。现在出现了很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研究员高级工程师，这也是对作出很大贡献的高级工程师们的无奈之举。
邹宽：其实，教授和工程师只是分工的不同，二者之间没有谁比谁高，谁比谁低的问题。但在当前，这个问题确实存在。在大部分中小企业中，没有很多的钱进行科研，工程师们主要进行维护工作，没有多少科研创新。不像从事基础研究的教授那样容易出成果。社会把焦点集中在教授身上，自然公众就会更加“偏向”教授。教授待遇是由国家来保证的，教授从事项目研究还有很多优惠政策，但工程师的待遇是同所在企业效益挂钩的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不如教授稳定。另外可能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。中国人传统上就是比较重理轻工的。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，现在很多大型企业都设立了研究院，有些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；我们宝钢研究院一年的科研经费几个亿人民币，不客气地说，我们的创新成果比很多大学都多，我们工程师的科研水平绝对不比教授差。
李怡章：我知道中国的“教授”或者“研究员”可能把研究作为职业，研究是他们的专长，但作为工程师应该用两只手工作，一方面认真研究，另一方面要和社会密切交流。
“行政工程师”还是“注册工程师”
记者：请描述一下您所了解的工程师的生存状态。如果说工程师的发展受制度障碍限制的话，有哪些制度影响着工程师？
朱高峰：在我国，工程师是一种技术职称。“文革”以前，工程师完全是通过行政任命的。那个时候工程师分为9个级别。“文革”以后，职称评定基本形成了制度。工程师职称分为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两种。虽然人事部门也指定了学历要求等一些硬性标准，但是评定的具体标准和细则还是各个单位自己掌握的，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基本上也是靠工龄来晋升。
目前，在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中，技术职称还是同薪酬挂钩的。因此，很多人被评为工程师，基本是解决薪酬问题。虽然人事部门和行业协会也制定了一些硬性标准，但评定的具体细则还是由各个单位自己掌握。因此，各个单位工程师的水平有很大差距，也出现了很多不是工程师的工程师。换句话说，大部分工程师在中国是不可流通的，一个单位的工程师到另一个单位就不一定好用。人才不能流通，完全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需要。
在美日等国家，工程师不是同薪酬挂钩的，而是一种执业资格。产生的方式不是行政评定，而是由行业组织来统一考试。参加考试的人首先必须获得由行业组织认定的大学学历，并具备若干年的工作经验。获得执业资格的人，还要定期复核。我国应该建立也迫切需要建立注册工程师制度。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工程师评定制度不能同国外接轨，不能被国际上接受，因此出现了很多麻烦。以建筑业为例，出现了不少我国企业在国际上承包的工程，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可是到最后我们的工程师却不能签字，一定要聘请外国工程师来签。当然，他们在签字之前也会对工程进行审核，但是他所付出的劳动同他获得的薪酬是不成比例的。
李怡章：其实世界各国
